都市白领在郊区租地种菜 保证安全同时体验乐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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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开心农场”仅仅表达了都市人对食品安全的一种渴望，对解决蔬菜供应是“杯水车薪”
　　郭晋晖
　　在北京CBD工作的爱丽每周都会带着孩子去一趟位于南五环的农场，在那里她租了一块40平方米的土地。 眼下地里的小白菜、小油菜已经长得生机勃勃了。
　　农场里种的是真正的有机蔬菜，不打农药，不施化肥，爱丽一家三口每周过去都会采摘一番。虽然农场摘的菜 并不能满足一家人对蔬菜的需求，但这种从地头到餐桌的模式确实保证了蔬菜的新鲜和安全。
　　“农场菜吃起来很有菜味，从去年开始，我们就只给孩子吃农场里的青菜了。”爱丽对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 说。
　　虚拟世界的偷菜游戏正在向现实世界蔓延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杭州、武汉等大中城市纷纷出现了都市种菜一 族。他们一方面是基于食品安全的考虑，害怕吃上含农药与激素的蔬菜，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劳动来释放工作和生活 的压力，让孩子能够体会农耕的乐趣和艰辛。
　　这股热潮催生了一个为都市种菜一族服务的行业，从出租土地到提供设备及技术指导，都出现了专门的公司。 然而，不管是租地种菜还是阳台种菜，仅仅是表达了都市人对于蔬菜安全的一种迫切愿望，对于解决这一问题“杯 水车薪”。但是，正在现代化的农业在改造产业链的过程中，是否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灵感？
　　各显神通自己种菜
　　北京现实版“开心农场”负责人梁平瞅准了这个商机。这位四川人在北京大兴区长子营镇朱庄村北新农村蔬菜 示范园区内租了70亩土地种植蔬菜，去年蔬菜行情不好,nike air max 2009，他赔了2万多元钱，这迫使他开始了产业转型。今年初，他把菜地稍作修整之后分为34平方米一小块租给客人 种菜。
　　梁平的“开心农场”分为三档，全自助、半自助和全托管，档位不同价格不同。目前已经租出去的近50块地 中，绝大多数都是半自助的。“其实种菜是个技术活，即使我们会对客人进行培训，但能把菜种好的客人还是极少 数，加上他们时间有限，所以大部分时候都是我们帮他们打理，他们周末过来就可以摘菜回去吃。” 梁平说。
　　相比于长途跋涉去农场租地种，自己家里有个小院种菜显然是件更幸福的事情。刘力住在京郊一座高档别墅区 内，每栋别墅都自带一个100平方米的院子，刘力把院子全部开垦为菜地，里面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蔬菜――黄瓜 、豆角、西红柿、辣椒、蒜、葱、苔菜、生菜、油麦菜、苦菊等，由于菜地太大无法种满，她甚至还种了一小片玉 米。
　　由于地是自己的，刘力吃到有机蔬菜的成本就比较低，除了水费、种子钱，就是每年买鸡粪的费用。到了七八 月份所有的菜都成熟之后，刘力不仅能够自给自足，而且还要把很多菜送人。
　　除了租地种菜和自家菜园种菜之外，城市人更为普及的种菜方式应该就是阳台种菜了。梁平把阳台种菜称作家 庭版“开心农场”，他开了一家网店专门出售花盆、种子、营养液等阳台种菜所需的物品，并为购买者提供技术指 导等一条龙服务。据梁平说,griffey shoes for women，店里的生意也不错，常常忙着发快递。
　　阳台种菜的娱乐价值明显大于实用价值，梁平所卖的阳台种菜设备采取无土栽培的方法，只能种芽菜。虽然梁 平提供了16种芽菜的种子，但显然无法满足一家人对蔬菜数量和品种的需求，它对缓解食品安全危机所能发挥的 作用更是微乎其微。
　　农消对接需互相信任
　　在梁平的设想中,blue griffeys，“开心农场”应该有三种模式，除了上文中提到的现实版和家庭版之外，还有一种是社区版，即把有机农产品直 接从田间送到消费者的手中，这也是他最看重却也感到困难最大的模式。
　　这种模式在国际上被称作社区支持农业(CSA,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)，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，并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。当时的消费者为了寻找安 全的食物，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，建立经济合作关系。这是一种城乡社区相互支持，发展本地 生产、本地消费式的小区域经济合作方式。
　　国内已经有多家 CSA农场，北京的领跑者是一家名叫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农场，负责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研究院博士生石 嫣。小毛驴市民农园同时提供劳动份额(即认养土地种菜)和配送份额(向消费者配送有机蔬菜)。从2009年 小毛驴市民农园正式营业以来，劳动份额供不应求，今年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劳动份额早已满员。
　　对于很多城市白领而言，他们愿意而且能够支付足够高的价格来购买绿色、有机食品，小毛驴的服务模式恰恰 满足了他们的需求，一方面为顾客提供了放心、安全的食品，另一方面，也使得农场能够获得高于传统农业的市场 收入。
　　小毛驴农场的红火让梁平眼馋，他也想把自己的那70亩地搞成北京南郊的“小毛驴”，除了被认养的土地之 外,ken griffey shoes，剩下的种有机蔬菜，直接面向消费者出售。梁平坦言，实现农消对接有两大难题，一是如何才能找到消费者，二 是配送成本过高。“我总不能一家一家打电话问要不要买我的菜吧？”梁平说。
　　不过，要消费者相信你卖的是有机无公害蔬菜确实有些难度。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郑风田 认为，CSA最重要的就是消费者与农场之间的相互信任的关系，一个CSA农场必须达到“透明农业”的要求， 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能经得住消费者和媒体的监督。
　　直供基地或为破解之道
　　面对一座几百万，甚至上千万人口的城市，“开心农场”模式对解决蔬菜供应只是杯水车薪，不可能成为产业 常态，无论是从成本还是效益上来说都有浪费社会资源之嫌。
　　郑风田表示，城市周边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，不可能人人都去种菜。而且大城市空气污染非常严重，再加上种 菜是一门技术活，即使自己种出的菜也未必就一定是安全的。
　　梁平虽然已经“荣升”为农场主，但据他说比自己种菜还累，常常每天早晨六七点钟出去，晚上七八点钟才能 回来，不仅要对农场进行管理，很多时候还要和雇工一起下地干活。梁平对于当农场主的收入并太不乐观。“虽然 我一下子收了近10万上来，但这钱平要均到12个月，我算了算也就是赚点打工的钱。”
　　爱丽也认为种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，虽然她租的地只有40平方米，但仍然觉得种起来很吃 力,nike ken griffey shoes，施肥、翻地、播种、浇水等等事情很多，风吹日晒，也是颇为辛苦。
　　郑风田认为，与个人种菜的低效率与小规模相比，更加有效的方式是建立蔬菜直供基地。比如北京、上海等大 城市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数个蔬菜直供基地，大城市可以对这些基地的农户进行合同约定，比如不能滥用农药和 化肥。并不定时派第三方进行抽检，一旦发现不合格就取消该基地的直供资格。
　　“蔬菜直供制度不仅能够降低流通成本，而且最大的优势是能够追溯蔬菜产地，一旦出现问题就对蔬菜基地实 行“株连”政策，取消该基地全部的供货资格，从而倒逼地方政府加强监管，也可以让农民之间互相监督，而不是 现在这样――谁不用农药化肥生长剂，谁就吃亏了。”郑风田说。